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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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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说妥协  

2011-11-24 19:51:00|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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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2006年冬天炒得沸沸扬扬的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说起吧,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反复强调这个片子要传达给受众的就是“妥协”这个词:“我非常渴望让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在新一轮社会转型当中需要大力倡导理性和妥协意识,这一点,我完全赞成。我也希望能以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社会的转型,避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震荡。“妥协”不是“投降”,不是谁向谁附首低头,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承认对方的要求、愿望和利益。但,妥协并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不是私下里的分赃交易,不是机会主义的技术。妥协是一种阳光下的搏弈,它意味着公开、平等、直接的对话机制,意味着每个人、每个社会阶层无条件地享有社会资源的权利,如同享有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妥协和理性是密不可分。这样的妥协,正是人权意识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文明赖以形成的原因之一。

麦天枢在这篇访谈中说:“今天既然我们确立了要现代化这样一个政治目标,要建立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无论这种政治民主是怎样的,它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我们的目标也好,西方的经验也好,都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和妥协,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效果最好的。有了这种妥协意识,才能寻求和成全一种妥协的制度,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制度。没有这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不能支撑,不能养育,也不能维护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

这番话很中听,然而,“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毕竟只是一个画饼,迄今为止,这个制度压根还没有在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诞生,所谓“试图妥协”不知从何说起?现在的问题,是谁“试图妥协”?是朝廷?是权贵?是掌握绝对资源优势的强势集团吗?从历史到现实,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强势集团不愿意与芸芸众生妥协,是朝廷不具备妥协的诚意,是习惯于赢家通吃的权贵们骨子里缺乏妥协意识。要学会妥协,逐步培养妥协意识,习惯妥协的思维方式,首先只有说服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要想最终避免玉石俱焚的结局,实现双赢、多赢,就只能承认妥协。一般情况下,只有等到他们具备了妥协的诚意,妥协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出现。至少到今天,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廷和它代表的强势集团“试图”和我们这个广土众民的社会妥协了,相反的信号倒是很多。

那么,又是谁不愿意妥协?是普通知识分子?是毫无权利保障的弱势群体?是亿万为生存发愁的普通大众?一句话,是居于弱势一方的民间社会吗?即便他们“试图”和朝廷妥协,朝廷会予以理会吗?千千万万上访者的命运不就是最好的提示吗?在妥协问题上,弱者往往没有主动权,主动权是在强势一方。麦天枢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寻求最高的目标,无法达成合作”,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只追求有限的、相比较而言次好的目标”。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与谁“达成合作”?是朝廷吗?是他所希望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吗?老实说,在与朝廷的“合作”上,没有那个国家比得上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如果他们也配这个名称的话。那么,我不知《大国崛起》策划者的这番话矛头所向,到底指什么?

妥协,如果是在朝廷能够掌握局面、秩序相对稳定时,往往容易成功,民间社会的要价不至于太高,双方达成有限的共识可能性更大,等到局面开始失控,朝廷的掌控能力大大削弱,再来寻求妥协,民间很有可能不再买帐,这时,他们的期望值已不是朝廷所能接受的范围,双方之间已无法形成共识。这一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已多次证明,清廷也好,国民党政权也好,他们先是不愿妥协,最后,到了大势已去、大厦将倾时,欲求妥协而不可得了。知识分子、大众同样都是在妥协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处境,要他们接受妥协实际上并不困难。换言之,在每一轮历史剧变和时代转型中,他们都不是达成社会妥协的障碍。

“妥协”,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稀缺的因素,专制是不需要妥协的,因为皇位、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唯一的、独占的、排他的,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和觊觎的,为了争夺皇位,父子反目、兄弟残杀都不是什么稀罕的故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妥协当然无从谈起。以晚清而言,改革的机会曾一次次出现,都是朝廷放弃的。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清朝走向自我革新的一次空前契机,不幸以流血告终。1901年以后的晚清新政到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如果立宪是真心的、有诚意的,而不是转移社会矛盾、自欺欺人的一种把戏,朝廷方面光明正大,真正让出部分权力,与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和社会精英分享,这样做的话,完全有可能确立起近代的君主立宪体制,避开共和革命的冲击。然而,当时腐化堕落、贪得无厌的王公贵族都无意选择这样一种路径。于是,新政也罢、立宪也罢,都不过是权宜之计,妥协也就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南北和议,以清廷让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胜出而告终,我们难道能说这一幕不是妥协吗?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走向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各方基本接受的协议,难道不是一种妥协吗?从1912年到1946年,相隔34年间,先后两次昙花一现的妥协曙光,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新的政治文明时代,然而,两次脆弱的妥协都以破裂收场,暴力和流血的闪电奔雷再次主导了历史演变的进程,这是历史的伤痛。我们可以研究、探讨这些历史的教训,从中寻找妥协失败的根由,汲取政治智慧,避免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局中一而再地重蹈覆辙。从妥协走向兵戎相见,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念之间、一步之差,根本上还是在不同阶段中,社会的强势集团缺乏妥协的诚意,总是想独占果实,不愿与他人、与其他社会力量分享社会资源。我们可以说,孙中山主张的“二次革命”断送了辛亥革命后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给袁世凯这个枭雄找到动用武力的借口,历史学家袁伟时对此至为痛心,认为孙中山的战略失误给历史造成了重大挫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过对袁世凯以及他代表的军阀势力的批判,正是他们将孙中山们逼上了不妥协的暴力反抗之路。1946年春天,据说共产党决策层一度准备把总部迁到苏北,要走和平争取政权的道路了。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政协达成的五个协议全部成了废纸,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在战场上分高低,联合政府的梦做到了尽头。其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锲而不舍地争天下,这一点当然也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如果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如果真心诚意走和平之路,愿意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话,共产党也未必能扭转这个局面,毕竟主动权在他们手里。

文明的进步,不同制度的转换,能不能以流血以外的办法来解决,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林昭在上海残酷的黑狱里,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在她之前,包括胡适、储安平在内的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也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些问题,并尽可能地付诸了行动。当然,他们的努力最终未能扭转暴力角逐决定社会转型的古老模式。今天,麦天枢和《大国崛起》倡导妥协的理念本身没有错,我们不仅要大力提倡妥协,而且要将妥协意识转化到实践层面,但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弄清楚,今天,到底是“谁”不愿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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