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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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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荐刘香成(上)  

2011-05-19 10:51:00|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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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或许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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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象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他打开电脑让我看他今年要出版辛亥百年的影像记忆,他从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手中找来的图片,以图片作史,他引学者唐小兵的话说“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对文化的诉求都是政治性的”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的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象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8 90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之后,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他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已经六十岁,满头白发,他伴随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他曾经以为他永远看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但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它发生。他现在住北海公园附近,常去散步,有次看见鸳鸯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是如果从水下看去,它的双脚却在一刻不停地划动。他说“ 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象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他打开电脑让我看他今年要出版辛亥百年的影像记忆,他从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手中找来的图片,以图片作史,他引学者唐小兵的话说“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对文化的诉求都是政治性的”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的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象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8 90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之后,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他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已经六十岁,满头白发,他伴随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他曾经以为他永远看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但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它发生。他现在住北海公园附近,常去散步,有次看见鸳鸯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是如果从水下看去,它的双脚却在一刻不停地划动。他说“ 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1976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

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象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他打开电脑让我看他今年要出版辛亥百年的影像记忆,他从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手中找来的图片,以图片作史,他引学者唐小兵的话说“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对文化的诉求都是政治性的”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的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象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8 90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之后,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他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已经六十岁,满头白发,他伴随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他曾经以为他永远看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但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它发生。他现在住北海公园附近,常去散步,有次看见鸳鸯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是如果从水下看去,它的双脚却在一刻不停地划动。他说“ 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2.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他说“我是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3.

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象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他打开电脑让我看他今年要出版辛亥百年的影像记忆,他从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手中找来的图片,以图片作史,他引学者唐小兵的话说“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对文化的诉求都是政治性的”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的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象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8 90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之后,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他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已经六十岁,满头白发,他伴随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他曾经以为他永远看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但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它发生。他现在住北海公园附近,常去散步,有次看见鸳鸯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是如果从水下看去,它的双脚却在一刻不停地划动。他说“ 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象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他打开电脑让我看他今年要出版辛亥百年的影像记忆,他从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手中找来的图片,以图片作史,他引学者唐小兵的话说“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对文化的诉求都是政治性的”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的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象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8 90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之后,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他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已经六十岁,满头白发,他伴随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他曾经以为他永远看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但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它发生。他现在住北海公园附近,常去散步,有次看见鸳鸯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是如果从水下看去,它的双脚却在一刻不停地划动。他说“ 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象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他打开电脑让我看他今年要出版辛亥百年的影像记忆,他从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手中找来的图片,以图片作史,他引学者唐小兵的话说“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对文化的诉求都是政治性的”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的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象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8 90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之后,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他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已经六十岁,满头白发,他伴随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他曾经以为他永远看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但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它发生。他现在住北海公园附近,常去散步,有次看见鸳鸯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是如果从水下看去,它的双脚却在一刻不停地划动。他说“ 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后,他瞬间按了快门-----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 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5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全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6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7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卖的,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嘛?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软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4.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文革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

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中国 1976-19831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2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 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嗒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3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脚交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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