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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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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告别辞  

2011-06-28 10:50: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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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活跃有序。会议期间,一些同志不时地通过各种形式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不少同志希望见个面、谈一谈。因为约的人多,时间有限,见谁不见谁也不好定,所以一律没见。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利用这点时间,集中谈一谈我的事,我不知道我所谈的到底是不是你们想知道的。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政协主席。政协主席,我算第六任。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总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邓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包括零碎时间。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是1989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对选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总结报告,大家反映很好,认为九届政协工作很有成绩,也有不足。要我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关。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文章是思想认识的载体。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自然也不例外。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与全国政协八、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融洽。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你们给予谅解!10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所有政协机关的同志,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座各位和我相处有5年的,有10年的,也有1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相处是缘分,是福分。相处是短暂的,友谊是长存的。希望这段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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