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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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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柯庆施  

2011-08-23 21:32:00|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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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和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人民日报》。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方法比较简单,可以计分。

我的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隔壁,仅十几步之遥,晚饭后柯每天在宿舍院子里散步,他经常叫秘书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询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有人反映,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哪个版本写得好些?”等等。

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边走边谈,思想开放,听得进意见,对话也很自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戏”的那个人,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吹喇叭”,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也对有人主张“大跃进”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这时薄一波送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缺乏分析,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问题,结论也比较悲观。柯看了以后,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钢一厂蹲点调查,反复交待我:情况要摸实,原因要找准。我们深入调查了两个多月,对产品质量、原材料浪费、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等问题,比较全面客观地作了了解。在我们调查期间,他要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三次,他还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要我根据调查发现的上钢一厂存在的问题,就精简机构、企业管理问题作专题汇报。调查完毕以后,柯又和我们及办公厅同志一起讨论,写了《不断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长篇理论文章。这次调查,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我认为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柯平时也经常下厂,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看看、听听、说说就走过场了,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协昌缝纫机厂作调查,他参观了各个车间,了解了产品质量情况,最后走到厂党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周挂满了各种得奖的锦旗,从完成国家计划到治安、卫生、扫盲都有,这种做法各厂相同,我也习以为常。不料柯庆施看了,很不以为然,马上批评说,你们在锦旗下面办公,可以自满自足了吧。几位厂干部不解其意。接着,柯具体询问了厂里生产、思想工作、后勤工作情况,边听边指出一些不足之处。临走时说,我劝你们把锦旗拿下来,挂到厂里公共场所,你们自己还是多找些差距,好好改进工作吧。

我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主要职责是起草、审阅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给中央的报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工作是市委领导人亲自抓的,文件、报告是代表市委写的,当然写这些文件报告要由市委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领导人对下面情况不了解,自己又无主见,而是到处看风、听风,摸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新气候,以投领导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时,东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无所适从,无处下笔。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柯庆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他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到大体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文件时,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不是全包下来,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择善而从。不但如此,柯在起草报告中,还注意从理论上概括一些问题。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后,柯准备要在全市干部中讲一讲反浪费问题,我把讲话稿起草好,他觉得在思想认识上还未说清楚。他问我:马(克思)(格斯)在哪本书中比较多地谈到反浪费问题呀,我想了一想回答说,好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最后一节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叫我把书翻出来,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议论,把要讲的几个问题又从思想认识上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有一次,柯庆施陪毛到上海郊区视察,毛突然发问:“柯老啊,你可知道,为什么叫上海呀?”柯一时语塞。回到办公室,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并未有详细记载。毛知道后笑着对柯说,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果然如此。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他一进门,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未等来人的回答,柯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里,心想,大家都说,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为《文汇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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