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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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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说出版“导师”  

2011-08-09 21:12: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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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俞晓群先生无一面之缘,但经常看他的文章,他写的书。他原来主政辽教社,颇是出版了不少好书,如“新万有书库”、“书趣文丛”等,望重士林。于是就有了传言,或者流言,说其喜欢摆谱,在北京出差必住五星级以上酒店,且睡衣编号,供其专用,云云。后来,俞离开沈阳,入山海关,到北京,据说是到了海豚出版社,令人搞不清楚是谁家主管的一家小社,但居然也弄出了“海豚书馆”,从广西到京的朱璐小姐热心寄过几本,叶兆言老师也送过一两册,装帧虽显生硬,但这样的小书,的确令人喜欢。

    俞晓群谈到导师,且搜求爬梳,提要钩玄,很让人感慨,尤其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看过一本书,《美国书业黄金时代》,写了一批出版人,当然是美国人,禁不住感慨:这样的人物,大陆安在哉?俞呼唤“导师”,这样的“导师”,如果流于时下高校、科研院所所谓“导师”,则实在是有点佛头著粪大煞风景了,我的理解,这样的导师,实在是难以寻觅,可遇而不可求,难怪人民日报也刊文说,不要抱怨大师奇缺,西方如今不也在呼唤大师吗?但是如萨特、海德格尔、亨廷顿这样的大师权威,如今的西方也没有啊?导师之谓,应该是有真才实学,有开拓性贡献,有众望所归的贡献,而不是担任过什么长,一朝权在手的时候既做奴才又做狗才,且自以为读过几本书,便以“导师”自命的人,这样的人,终有一天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味同嚼蜡的自我评功摆好的文字,随着岁月的流逝,也会成为罪证的备忘录。

近些年,我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晓群书人”专栏写稿,认真研究了11位出版大家,他们是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叶圣陶、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巴金和陈原。本来还想再写几位,但此类文章实在不好写,也因为自己近期工作太忙、太累,就此搁笔。前些天上海书店出版社希望将文章结集出版,取名曰《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收入“海上文库”。欣悦之余,也引起我的一些遐想。

我发现,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承继前贤”,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单是一种志向,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经历。 张元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开创现代中国出版一代新风;叶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样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学成才,被胡适先生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被钱钟书先生赞为“小叩辄发大鸣”;张中行先生满腹经纶,却一生居身编辑,甘于寂寞,都市柴门,大隐于斯,等等。显然,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上与行为上有共通之处,但在现实中,还是有许多不同。

想到这里,我的头脑中跳出一句话来:他们谁是我们的导师呢?或曰:谁是我的导师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我而言,从事出版已近30年,被动学习也罢,自觉追随也罢,潜移默化也罢,过去的日子和未来一些年,我做出版的行为主体,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径呢?细细思想,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每一位出版人追问的问题。我曾经说过,出版最讲求两个传承:一是内容上的文化传承,一是业务上的师徒传承。每一位从业的出版人,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转行而来,一定要有业内的领路人。因为出版是一个经验产业,许多事情都是课堂上和书本中学不到的。凡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人,不存在无师自通,你总会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将你的“领路人”挖掘出来。他就是我们的导师。而这个领路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些人;可能是现实中的人物,也可能是历史中的人物。或耳提面命,或神交已久,他会是谁呢?

总结自己,在出版的意义上,我想到三个人:一是张元济先生,向他学习做人,二是王云五先生,向他学习做书,三是沈昌文先生,向他学习做事。

其实作为一代大师,张元济先生是学不得的。在许多时候,我们对他的历史只能仰视,不能探究。在这里,我只想从张先生浩大的思想体系中攫取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终生追求了。

我最敬佩张先生“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所谓“一专”,张先生所专长的是版本学研究,自称天下第一人。王云五先生在《涉园序跋集录》“跋”中回忆:“菊老平素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张元济先生60岁退休后,亲自操作的四大工程《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评价极高,言其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所不同之处,只是前人均以举国之材力为之,张先生却以私家身份修典,堪称“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至于张先生的“多能”,业绩实在太多。在这里,我只想说一下“译书”。张先生早年投身戊戌变法,曾被光绪召见。光绪对他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变法失败后,1898年李鸿章推荐张元济先生去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为了引入西学,张先生30几岁开始学英文,50岁时已经可以与外国人流利对话。不仅如此,为了做好译书工作,张先生还大力网络翻译人才,当时有言“译才并世称严林”(康有为语),所以张先生极其重视翻译家严复、林纾二位先生,他在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期间,为严复先生译著支付高达40的版税,系统出版了严译8部著作,有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杰方斯《形式逻辑》。当时这些书非常畅销,1921年《天演论》印到20次,1919年《群学肆言》印到10次。同时,张先生还为林纾先生译小说支付高出一般作品三倍的稿费。从1897年翻译《茶花女》起步,陆续推出“林译小说”145种,几乎包揽了林纾先生译著的全部版权。这些著作为商务印书馆带来巨大的荣誉与收益,使之至今还保持着译书的传统。

回忆起来,我大学毕业,刚刚进入出版领域,就想向张元济先生学习,希望能有“一专多能”的本事。尤其是那“一专”,大出版家都是有的,我们想学却不容易。因为它不但需要天资,更需要勤奋。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数学专业,进了出版界,再想搞纯数学是不大可能了。所以我选择了科普创作,曾经出版《自然数中的明珠》等著作。后来又从事一段科学史研究,接着却陷入中国古代数术的研究之中。说是“陷入”,因为数术不属于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范畴,那它属于什么范畴呢?伪科学?潜科学?准科学?或者属于迷信范畴?谁知道呢,反正我把它归于中国古代哲学,自己命名曰“数术学”。我知道国内科研院所没有这方面的学科专业,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导师,多好啊,这样一来,我这个既喜欢爱投机取巧,又不喜欢争论的人,既可以发先声,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呵呵,开个玩笑。不过我在出版工作之余,真的沿着这条路径走了很久,199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数术探秘》;200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数与数术札记》;2013年还准备再搞一本《五行志研究》。见到这些东西,我的许多朋友感到大惑不解,它们与出版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啊,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劳什子呢?我笑着回答:“玩一玩而已”,可是心里却一直想着张元济、陈原等前辈做人的楷模。我觉得,我的追求可能会“东施效颦”,但人生的梦想总还是需要的。

说完张元济先生,再说王云五先生。这也符合沈昌文先生的主张:“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是正途。只学王云五,不学张元济,也许会走歪。”

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奇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最初的出版志向是编辑第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未能如愿。他转而出版“万有文库”,共推出两集,达到4000多册,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丛书”。由于战乱影响,这套书“二世而亡”。但它的影响却经久不衰,至今依然不绝于耳。

上世纪90年代,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职,偶然见到几本旧版的“万有文库”感慨万千。因为我不但喜爱,还想到为什么外国的“企鹅丛书”、“岩波文库”可以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能够出版不衰,而我们连一套长存的文库都没有呢?所以我试图接续王云五先生的出版思想,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还提出一个“十年千书”的目标。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出版也相继终止,出书不足600种,留下一段遗憾。但我的心里一直有所不甘,总希望在退休前,还能有机会完成自己“再编文库”的愿望。

20097月,我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第二年我就找到当年做“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两位总策划沈昌文与陆灏先生,希望再续前缘,重启文库的梦想。我们一拍即合,当年就推出了“海豚书馆”,为读书人带来惊喜与欢乐,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出版近30种。最让人感动的是沈昌文先生,他在“海豚书馆”的总序《过去与现在的“三结义”》中深情地写道:“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最后说一说沈昌文先生。你可能会说,沈先生并不在你列的“出版十一家”之中啊?是的,即使在我试图接着写下去的名单中,有陆费逵、姜椿芳和范用……也没有沈先生的名字。但是,沈先生做事的风格是非常值得一写的,也必须写。

前些年,沈先生得了一场重病,把我们吓了一跳。不久沈先生的病好了,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沈公啊,沈公》。准备发表前请沈先生过目,他看后笑着说:“写得不错,但有点像纪念文章,别引起读者的误解。”闻此言,我觉得不吉,就没发表,后来收入我的集子《这一代的书香》中。今年沈公80岁,经梁由之先生倡议,我们拟编一套“80后系列”,为几位恰好80岁的老先生出版集子,有钟叔河先生《记得青山那一边》、朱正先生《序和跋》,还有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沈先生让我为此书写序,我说不敢。他说来而无往非礼也,我已经给你写了四个序,你总应该还我一个吧!我掐指一算,我近些年出版的几本书《人书情未了》、《数与数术札记》、《这一代的书香》和即将出版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它们的“序言”都是沈先生写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回忆与沈昌文先生交往,已经有近20年的光景。记得1996年沈昌文先生退休,被我请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做我们的指导老师。帮助我们组织书稿、约请作者,还帮助我们建立编辑出版流程等等。那时我经常讲两段话,其一,对于我们新一代出版人来说,向沈先生学习,向商务、三联等有传统的出版社学习,是业务上的“一步登天”,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其二,在出版上,沈昌文先生是我们的“导师”!闻此言,沈先生不无幽默地说:“不,我只是导师的秘书。我的职称很低,能够做好你们的社外助理编辑就很不错了。”

学习沈先生做事,首先就是谦虚,或曰低调,或曰藏拙。说什么都可以,沈先生不在乎。你看,我总结出他的一些“为编之道”的只言片语,处处都被谦虚的气氛笼罩着,处处都表现着沈先生做事的真诚。他说,对待作者要服务至上,甚至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在专家面前要勇于说我不懂,切忌不懂装懂;他说作者是大知识分子,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他说编辑要以博为主,以专为辅;他说有时我们组稿不单是为一部稿子,更是在“组人”;他说写文章最忌讳用“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他说好文章要有内蕴才耐读,主张“钝刀子割肉”;他说好编辑不但要知道作者在写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情趣、有什么困难;他说与作者谈稿子时,最忌讳说“这本书能挣多少钱”;他说做编辑需要有帮手,帮手分上、中、下三手,上手策划,中手设计,下手案头;他说即使是所谓“大编辑”也分导师型与秘书型两类,陈原先生属于前者,他自己属于后者;他说谈稿子不必一本正经,只要学会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坐以待“币”等等,一切都解决了;他说当了编辑就不要想再成什么“家”了,想成“家”就不要来当编辑;他说衡量一个好编辑的标准,不单是看他的学问有多大,更要看他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说发现大专家不难,难的是发现像房龙那样一些普及型的专家;他说文人不必“有行”,文人无行,才好看,且“无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这些人的“才”和“行”都写出来,文章才好看;他说组稿时,首先是组到作者最想写的东西,而不是你最想让作者写的东西;他说编辑入门,首先要学会选稿子,其次才是改稿子,选到了好稿子,才会省却许多改稿子的功夫;他说编辑为人处世,最好左右逢源,最好不要树敌,不要参与争辩,多潜水,多围观,做旁观者、局外人,伺机而动;他说……

先生还有许多话,生动而有趣,能够面对面地向他学习,真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荣幸。现在沈先生的年龄大了,虽然他每天还背着一个大书包,在繁华的京城中跑来跑去,四处操心,四处吃请,但他说,他已经立下“不再谈稿子、不再开正会、不再出公差”的誓言。解释一下,所谓“正会”,就是正儿八经的会;所谓“公差”,不包括俞晓群邀请、沈先生的夫人批准,去上海见陆灏等人的差事。

这些年,沈先生的耳朵背了,还不肯带助听器,他说是噪音太多,让他的心静不下来,有时还会被一些不相干的突发事件吓一跳。现在多好啊,朋友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推说耳背,没听清楚就看发言者的口型,还没听清楚就笑一笑蒙混过去。我想起前些天在北京的一次聚会,有陈子善、杨小洲、李忠孝等一些人参加,沈先生坐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说得兴起,我发现沈先生一直没说话,只是边听、边吃、边笑,我问您笑什么?他说:“我听见你们在说我爱你、你爱我的,怎么会不笑呢?”(《编辑学刊》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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