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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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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一辛卯十本书  

2012-02-17 17:31:00|  分类: 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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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愿也罢,勉强也好,虽然思绪还在辛卯年里萦绕,但壬辰年的春天已经无可抗拒地来临。在追风逐浪人心思变一切都要往前看的时代潮流中,放慢自己的脚步,回望辛卯年的得失点滴,朝花夕拾,检讨过往,是曾文正公、李鸿章等大人物的习惯,但也并非专利。在如今这样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立场、眼光、观察来窥察社会变迁,体悟人情冷暖,感受寒来暑往。不说其他,在这里还是老生常谈,只说读书。

辛卯年内,在大陆最为打动人心最为受人关注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对于百年辛亥的纪念了。围绕辛亥年,结合过往积累,依据当今最新研究成果,写了几篇小文章,计有《回望辛亥》、《印象辛亥》、《走近辛亥》、《总结辛亥》等,虽然让惯于高头讲章凌空蹈虚者所不容,但自认有点自我心得,汲取的营养多来自中华书局的《民国人物传》等。而为了配合这一百年事件的各种热闹喧嚣活动,推出的出版物也颇为“繁盛”,给人印象深刻的似乎有王树增的《1911》、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祝勇的《辛亥年》、马勇的《1911中国大革命》等。但就我孤陋的阅读而言,最为钦服的还是傅国涌的《百年辛亥》。这套上下两卷洋洋洒洒近百万字的著作,是杭州学人从浩如烟海的各种书记、信札、电文中搜罗而来,且经过精心梳理,分不同章节,较为客观切实地逼近辛亥年现场,殊为难得不易。要知道,傅国涌这样的劳作是很难得到有关方面的资助的啊!

伴随着年龄增长,阅读的趣味逐步发生偏转,不再喜欢过于哗闹华丽无端抒情的文字了,而对于简洁直接掷地有声而又言近旨远的文章,则有一种莫名的共鸣。南京大学史学教授高华,正值学术壮年却在辛卯年的残冬时节悄然仙逝,年仅57岁。惊闻噩耗,正值在扬州瘦西湖畔的一个地方开会,莫名惊诧之余,再难入眠。也是巧合,刚好带着也许是高华在大陆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革命时代》,算是高华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读该书的自序、后记,抚纸思人,临风想望,得以感受一位知识分子难以为世人所感知的苍凉情怀。我一直认为,高华不仅是民国史专家、中共党史学者,假日时日,他的文革史研究也一定会独树一帜,受人尊重,他的成就也决不会亚于王年一、林蕴晖、杨奎松等人。但天不假年,世妒英才,他就这样抱恨而西。《革命年代》一书,收录文章繁杂,计有“南京十年”、“‘太子’孙科”、“革命词语”、“时代遄流”、“观察与史料”等辑。文章虽是很考究的学术理路,却不是剪刀加浆糊的学院论文套路,但也看得出高华先生耗费在若干无奈课题研究上的徒劳与悲哀。这样的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搜索枯肠断送了多少学者惊人的学术才华与丰沛想象力啊!人到无聊才读书,读此类图书甚多,如金春明主编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偶然得之,爱不释手。但有些书,只能是你知我知不便多说,有些书也只能是随便翻翻聊备一格而已。我只能说,《革命年代》是此类书中,在辛卯年里最为印象深刻的一本,他成为一代学人在生前留下的唯一墓志铭。

三湘钟叔河先生、沪上钱伯城先生,都是我素所敬重的风骨凛凛的出版大家,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职业上兢兢业业,让人钦佩,更能超脱过往的时代,直面未来,保有可贵的自省精神与思想勇气。他们的文字,当然也是久经锤炼,已达化境。钟淑河先生著作颇多,一纸风行,受人追捧,但其《小西门集》却转走多家家版社,迭遭蒙尘,最终在湖南美术社付梓刊印。文字当然还是《青灯》中的散淡有味,但多为亲情回首、个人经历、人世沧桑,都是字字不虚经得住推敲回味的文中极品。钱伯城先生已是望九高龄,本以古典文献专家享誉当世,但钱先生以极大的热情与勇气,当然还有当仁不让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敢于触碰诸多敏感话题,所谓研究禁区等等。他的研究多采集于见诸于大陆书报刊的公开资料,在这样的资料中进行梳理分析,提出结论。他对上海文革中诸多大小人物的表现勾陈,还有对陈伯达、华国锋、柯庆施等人物的观察,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言。他的这本《再思集》,也是屡遭碰壁,多方努力,终于得见天日,也算让人长久抑郁之气为之尽扫。

少年韩寒实际上也已届而立之年,叛逆疏狂粪土万户侯的气概也许不再当年。江湖险恶人性复杂,韩寒开始品味感受种种不如意的暗箭明枪,而他与方舟子的乱战,固然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但在这样的乱象纷纷中,质疑韩寒在公开访谈中从不谈文学的文章不胫而走受人热捧。实际上,现在的作家聚会,闲坐聊天,又有几人在谈文学?除了女人、足球,要不就是关于政治的道听途说。韩寒的作家色彩也许很淡,车手生涯也有山穷水尽之时,毕竟流光催人老,但关注当下思想日渐成熟且敢言的韩寒,因其敢言的锋芒,还是受到不少人由衷的礼赞。也许托名王朔者《骂韩寒》一文表达了诸多人的心声,不完全是韩粉。基于此,我觉得湖南人民出版社能够推出韩寒的杂文集《青春》本身,就是一种宽容的姿态。要知道,当年的湖南出版界,可是出版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们》、《周作人》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的啊!

辛卯年,见了不少人物,包括一些大人物,也都提出要繁荣文化发展文化,甚而也提出内容为王的指示明训,但在这样话语喧哗的时代,再周详严密的讲话、再高屋建瓴的指示,最终的落实却往往让人茫然无措,不知如何着手。很偶然的机缘,在苏州得见南怀瑾先生,其谈吐之睿智,对世事之洞明练达,让人大开眼界,得其馈赠《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受益匪浅。南怀瑾书剑飘零行走海峡两岸,穿越中西之间,对儒释道都有切身感悟阐释,他的漫谈内容驳杂丰富,言简意赅,大题小讲,深入浅出,熨贴人心,既化古为今,又旁涉西洋。大道至简,虽是漫谈,但真知灼见,却处处闪现。海豚出版社的“海豚书馆”,已经推出多本图书,看到一本余英时先生的小册子《人文·民主·思想》,谈论国学,纵观中西古今,说理透彻明白;辩析人文与民主,特别提到当年南京南高的《学衡》杂志,还有美国的白璧德先生,以及当今海峡对岸的民主实践,很给人启发;他提出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即从春秋战国时代的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魏晋南北朝的“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唐宋之际的“回向三代与同治天下”、晚明之清的“士商互动与觉民行道”,这样的研究视野,这样的俯瞰中国文化,让人觉得老先生渊源有自,根蒂深厚,并不是大陆有些混迹学界者的大言欺世游学无根。

侧身于出版业的小小角落,当然会关心这一产业的载沉载浮,风吹草动。辛卯年间,实体书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光合作用连锁店的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这比大洋彼岸的鲍德斯连锁书店的关门大吉更为让人胆战心惊。在这样的心境之下,读柳斌杰署长作序的《出版大畅销》,试图找寻些许慰藉,实际上却大失所望,书中内容全是愁云惨淡的一片唱衰之声,虽然都是关于日本出版业的,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悲凉还是阵阵袭来。而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出版人》,则是讲述卢斯创办《时代》周刊的惊人传奇,但现在是乔布斯、比尔盖茨风光得意的时代,我们从卢斯身上能够乞灵到什么?《出版人》一书,倒也是不错的好书,讲述了卢斯这样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基督徒,在美国构建传媒帝国的奋斗历程,但愿这样的人物能给予我们进取的力量与勇气,而不是望尘莫及自惭形秽的扼腕叹息。

辛卯年,得以有机会重游法兰克福。书海茫茫,旅馆孤寂,带了一本安徒生的《我的生活》以缓解途中困顿。这个十几岁就闯荡哥本哈根的天才作家原来也是爱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行家、游记作家啊。他对挪威、芬兰、瑞典、德国、意大利的描述,让我这位重游欧洲的人倍感亲切。而在斯德哥尔摩所谓颁发诺贝尔奖的大厅里,想象着沈从文、鲁迅这些与此巨奖失之交臂的作家前辈,当然还有北岛流浪北欧的餐风露宿异国苦寒。读其《城门开》,就更添几分感动与敬重。值得致敬的还有张承志,他的每一本书,我到找来细读,诸如《聋子的耳朵》、《你的微笑》,但《匈奴的谶歌》,也许文章多来自于《收获》杂志,似乎更有一份时间累积的厚实耐读。

辛卯年,了了草草,就这样一去不回头。读过的诸多书,还有哈金的《南京安魂曲》、黄蓓佳的《家人们》、海南天涯赵瑜的《小闲事》,但也许仅仅会存留下很惨淡的面影,且待年老时节慢慢回味。但书多何曾都经我读啊,只能是凭记忆,抽样捡拾出这十本书,也算是一种书卷故人的驰骋缅想吧,大致说来,计有:《革命时代》、《百年辛亥》、《再思集》、《人文·民主·思想》、《青春》、《匈奴的谶歌》、《出版人》、《城门开》、《我的生活》、《出版大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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