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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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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几人不尴尬 -----闲评诸荣会《生怕情多》  

2012-04-05 19:37:00|  分类: 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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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中外古今苍茫浩瀚的历史云烟,诸多重大事件历史沿革沧桑旧事,不管是平庸流年,还是动地惊天,虽则被讥讽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但无不因各色人物而显得生动具体动人心魄。读《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甚至是各种笔记掌故咏史诗文,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人物的命运起伏曲折传奇,这些血肉丰满各呈异彩的人物或波折跌宕或慷慨悲歌或如泣如诉或纵横捭阖,让似乎沉寂湮灭的过往陈迹得以灵动闪现苍翠欲滴给人启迪无限低回。读茨威格的人物特写事件勾勒、莫洛亚的月旦人物追溯既往、房龙的举重若轻梳理历史、欧文·斯通的挂一漏万删繁就简、伍尔夫的傲视千古目光深遂,往往会生发感慨与期待:中国历史如此悠长厚重,历史星空中或闪烁耀眼或斑驳眩目的人物如此令人目不暇接缭乱眼花,为何没有更多的令人信服的用当下的眼光进行梳理打量盘点回顾啊!当然不会不切实际地期待能够超越经过岁月侵蚀时间检验的类似于司马迁司马光那样的大手笔横空出世,但至少也能让人有耐心能够读得下去,有所收获感悟吧?红尘几人不尴尬 -----闲评诸荣会《生怕情多》 - 雷雨 - 清凉秦淮雷语声

台湾有余光中、龙应台者,起初或写新诗,或经营散文,但他们影响大的还是有历史怀抱有人文情愫的所谓文化散文。余光中“听听那冷雨”把乡愁万端解析得淋漓尽致,龙应台“大江大海”融历史家国情怀于一体另辟中国文学新格局。沪上有一余秋雨者,也是聪明乖巧阅历丰富之人,“文革”期间,虽寂寂无大名,不似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等人的红极一时炙手可热,而学问也没有陈旭麓、姜义华、朱维铮等人的专门精深受学界推许,余秋雨若潜心戏剧研究,或在上海戏剧学院惨淡经营有年,很难说不会借民主党派的“招牌”沿或人大、或政协的路径而招摇于市,前呼后拥,但余秋雨选择了与媒体的互动,认定了所谓“文化散文”这样的呈现形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等陆续面世,引来喝彩不断,当然也质疑连连。群起仿效者,如过江之鲫,自然不乏狗尾续貂佛头著粪之辈。但文责自负,各有千秋,沿这一路数,写得摇曳多姿,让人佩服的也不乏其人,如北京卞毓芳、梁衡,如东北辽宁王充闾的部分文字,还有就是江南的夏坚勇、程章灿、姜鸣、诸荣会,青岛也许还有一个李洁的“文武北洋”?

夏坚勇僻居江阴小城,因一篇《寂寞的小石湾》引人注目,后来其《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惨淡经营思接千载,都是多年呕心沥血之作,在此不再赘述。诸荣会因其《风生白下》、《风景旧曾涪》等渐有文名,引人注意,而其《生怕情多》,则更是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尴尬人物之上,不是全面浮泛地生平展示,但求截取历史人物生命长河中的最动人乐章,进行自以为深刻独到别有新意的解读思悟对话。诸荣会选取的人物,跨越数千年历史,从春秋战国吴越时代的伍子胥、商鞅,到南北朝时代的梁武帝萧衍,甚至还有大宋直臣包龙图、推行变法的王安石,晚清的翁同龢、叶名琛、盛宣怀到做了7个月总理的熊希龄;从唐代的薛涛、明季的秦淮八艳、到晚清跨入民国的名妓赛金花;从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郑和、民国的胡适到狂放不羁大言欺世的柳亚子,居然还有被追授为陆军上将的民国元勋赵声、血洒疆场浩气千秋的民族英雄张自忠。这里,有名臣政治家,有妓女,有皇帝,有太监,有巨商,有民族英雄,也有盖棺难定的文人墨客,20多个人物纷至沓来,作者抓住其戏剧性的尴尬人生中的悖论荒诞传奇性的起伏跌宕,信笔写来,甚或触景生情,杂花生树,乱飞群莺,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人物的长廊中流连盘桓,莫名感叹。

伍子胥因家仇而背楚投吴,最终复仇得偿宿愿并将楚王掘墓鞭尸,但伍在吴国春风得意之后也颇受猜忌,大结局是死不瞑目,没有善终。伍子胥这样的极端决绝,虽受到批评质疑,但似乎也很少有人将其与后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叛明降清的洪承畴相提并论,也许是春秋战国毕竟过于荒运,国家观念还不甚强烈之故?商鞅的结局岂止是尴尬?其吊诡简直是无以复加的残酷了,不是坊间传说,有曾经担任过总理的政治家观看话剧《商鞅》触动满腹心事而泪洒剧场吗?也是推动改革的王安石,即使在当时,也很难做到舆论一律绝对认同,关于王安石的谣琢,缠绕其身,如影随形,王安石倾注全部心血的“变法”事业也是见仁见智七嘴八舌,甚至有人认为,北宋之沦亡,源于王安石的“胡乱折腾”伤了国家元气。这种历史责任,可就分量重了。见识高远文字超迈的王安石曾有《读史》一诗,可谓有感而发,夫子自道: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丹青难写是精神”,“独守千秋纸上尘”, 这样痛彻心扉的诗句,也只有王安石能够写得出吧?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是研究王安石的权威,但至今不明白,列宁是在何种情况下高度评价王安石的?而黄仁宇不也认为,王安石是超前了一千年的历史人物?还是同时代的苏东坡评价王安石较为切实中肯,虽然政见不同,但惺惺相惜,颇显大家风范。苏说: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名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而也许是缘于苏轼的如许评价王安石,令人不爽甚至怀恨在心,则有人伪托苏洵,用“老苏”来压“小苏”,对王安石有另一番恶毒尖刻的评说,这就是著名的被收入“古文观止”的《辩奸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开篇立论之后,“苏洵”开始集中火力“影射”王安石道: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苏洵”最后感慨地说: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父子二人,对同一人物,有如此大相径庭的评价,一个说“进退之美,雍容可观”,另一个则说是“阴贼险狠”、“竖刁易牙开方”之辈,足见知人之难,也折射出王安石当年所承受的巨大舆论压力。尴尬郁闷岂止“拗相公”?晚清名臣翁同龢为两代帝师,又有叔侄状元的荣耀,但其虽身居高位,实际操作能力却往往力不从心,其兄翁同书在外奔走21年终至安徽巡抚,却在翁同书与翁心存等父兄见面不过两天,就锒铛入狱几乎丧命,弹劾翁同书者,即位高权重的曾国藩。为庞大家族利益,为来之不易的富贵荣华,翁同龢周旋于恭王、醇王之间,殷勤于太后、光绪之中,不面面俱到长袖善舞又怎能自我保全?翁同龢被荣仲华讥之为“伪君子”,荣还认为李鸿章是“真小人”,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杀伤力巨大的评论当然代表了满清权贵对汉臣的大致看法。据说恭王在弥留之际,也留下“遗言”,极力“诋毁”翁同龢,光绪在庚子之乱后,悔悟恭王的谆谆教诲翁同龢的蛮横可恨,而此时翁还幻想着东山再起,为大庆效命。平心而论,翁同龢既无曾左李之班底,又无荣禄等满清权贵之势强,更乏盛宣怀周旋奔走之灵活,何以招致如此不堪之评论?实际上,翁也不过是各种政治势力较量之中的一枝棋子且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而已,此人之受到“上谕”如此酷评,什么“询咨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这倒让人想起翁同龢身后一个多甲子的陈伯达的遭遇来。陈伯达虽然也曾是政治局常委之一,却颇有自知之名,常称自己为“小小老百姓”,不过是“文字弄臣”而已,但陈再刻意紧跟,一味追随,但高处不胜寒,最终还是跌得碎骨粉身,成为阶下囚,还被扣上了“特务叛徒托派分子”等种种欲加之罪的政治帽子,陈伯达再“聪明”,又岂能有张良的养晦韬光之术?翁同龢说到底也是官场中的一介文人,爱好收藏喜欢书法,但在与人应酬之时也有不耐烦过于刚直的时候。据说刚毅找他题一扇面,如是者三,翁颇为反感,居然题“山穷水尽”以应付敷衍,让刚毅恨得牙根疼!翁丢失一鹤,一时兴起,写一寻鹤启事,贴于大庭广众之下,引来议论纷纷,这哪是聪明人之举?高阳说翁同龢“短于应急济变之才”,是知心之论。试想,在那样复杂凶险盘根错节的军机重地,惯于纸上谈兵的翁同龢又怎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被称之为“忠贤将相道德名家”的包拯,往往陷于亲情与法理的纠结,甚而过于忠心朝廷招致皇帝的警觉猜忌?在六百多年前,七次下西洋的太监郑和,海上事业,顿成过眼云烟;更有“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梁武帝萧衍,还有被南大教授王彬彬称之为苍然匹夫面目可憎的柳亚子,作者都有自己的观察与解读,而作者关于薛涛、秦淮八艳、赛金花挂一漏万的叙述中,对赛金花这一有点脸谱化的“国际化”的女人,极尽奚落刻薄之笔墨,对丰富多彩的胡适之,也仅仅是选取了他的情感纠葛来铺陈成文,居然还引来作序者的大教授抱怨胡适面对江冬秀的“威胁”为何不报警的奇思妙想。作者对叶名琛这一几乎被人淡忘的晚清人物,颇下了一番功夫,为其鸣冤叫屈,至少让世人了解其多元复杂委屈的一面,减少对其负面的解读,这当然不是方伯谦后人为其先人的刻意洗刷所可同日而语。关于张自忠,当年刘亚洲曾经写过一短篇小说,歌颂张自忠治军之严,而张自忠的慷慨殉国,为西北军更为国家争得难得的尊严,即使今天看来,也是节烈千秋的奇伟男儿。对英年早逝的民国元勋赵声,作者极力彰显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地位,可谓用心良苦,但所谓赵声什么“总盟主”之类的称为,在那样的纷纷乱世之中,又有几人把这样的“空名”当一回事?

实际上,苍茫历史之上,尴尬矛盾的人物实在多多,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名山事业,吴梅村的瞻前顾后遗悔半生,龚自珍的清醒孤傲不为人知,而诸荣会把看似毫无关联的历史人物,撷取计有25人,因作者的耐心梳理精心裁剪,大都因尴尬悖论而组合排列在“生怕情多”这样别致的书中,在如今琳琅满目甚至有点泥沙俱下的历史人物的捡讨回顾中,尽量避开大家耳熟能详的陈言,用心破解不为人知的秘辛,独树一帜,持之有故,别有新意,这与从网上随意拼贴敷衍成文的“文抄公”们相比,又不只是云泥之别了。

(《生怕情多》诸荣会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5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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