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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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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说政改  

2012-08-09 13:04: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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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高层领导者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总理温家宝在今年3月强调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中国普通民众也对政改寄予了很高期望。为什么中国急需进行政改呢?

  第一,发展困境。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增长7.6%,这是2009年初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最缓慢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许多人开始思考,这是否仅仅只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问题,还是中国开始陷入发展困境(或者说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号?如果只是前者,可能过两到三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就没有大的问题了;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会长期停滞不前,问题就大了。

  政治上不改革,不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技术创新环境,没有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恐怕真是很难避免掉入发展困境之中。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创新能力,防止两极分化,并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韩国这么小的国家,就有三星和LG。有人问,中国人能不能弄出iPhone?真是不好回答。反正人家搞出来了,在中国市场上,就有了iPhone的行货、水货、山寨货和返修货,等等,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能弄明白,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中国人很聪明,可是,在国际上,就拿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我认为,中国最丰富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如果能有一个安静良好的工作环境,不折腾、不捣乱、不搅局,他们肯定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第二,维稳困境。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陈刚今年年初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预言,经济减速将使中国面临更多“内忧外患”。但愿不要被他不幸言中。可是,事实是,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维稳也是中国政府官员最头疼的事情。有人说,中国维稳的经费超过了军费。可能这一说法有问题,但是,维稳的经费肯定是非常高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公平和对社会问题的处置不当,导致社会中积聚了很多怨气,整个社会宛如一个“火药桶”,似乎一点就爆。

  要疏导这种怨气,平息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就必须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促使利益分配公平化与合理化,这当然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做“蛋糕”是经济方面的事,分“蛋糕”则是政治方面的事了。“蛋糕”大了,分起来更重要,也更有难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本之道。

  第三,合法性困境。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统治绩效一直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波动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由此就导致寄托于经济增长之上的统治绩效,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不乐观,这一问题就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仍然要由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来支撑,显然,这种合法性来源就无法维持。

推进法治提高制度化

  一般而言,一个成熟的政治系统,不会产生普遍的对现存政治体制进行颠覆性变革的要求,然而却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提高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程度。当前,实现中共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由统治绩效向深化民主制度建设的转变,并在增强民主选举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同时,继续发挥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统治绩效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要实现这种转变,也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总之,无论从为经济发展创新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持社会稳定,还是从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来看,都急需进行政改,并且,必须下决心,排除阻力,加以推动。中国政改,当务之急应改什么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1980年8月,邓小平就特别强调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要性。今年3月,温家宝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前,急需下决心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改革权力高度集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状况,完善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以及干部选拔制度,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

  第二,监督和限制权力。孟德斯鸠非常明确地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十分紧迫。要加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并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监督体系和网络。同时,要限制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消除腐败产生的基础,并改革党政关系和政企关系。同时,确保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相对独立与相互制约。

  第三,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家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各种社会资源,民间组织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而社会的力量过于弱小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要下决心走出“全能主义”的国家模式,国家或政府不要管得太多,“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实际上,管的越多,问题越多。把社会组织培育起来,让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它们可能把社会治理得更好。

  第四,推进法治化进程,提高制度化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很快,但是,中国“人治”的色彩还是非常浓厚,很多人也没有养成遵守制度的习惯。因此,应通过进一步推进法治化进程,提高法治意识,从而提高制度化程度。要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真正使人民代表大会履行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要真正做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或者超越宪法和法律。

(作者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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