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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通:袁世凯的小辫   

2013-12-26 18:41:00|  分类: 小辫,陈志让,佐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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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当时每个中国男子一样,当然和尚道士除外,袁世凯脑后原本也是拖着一根辫子。袁世凯的头发花白稀疏,辫子也只是半长不短,没有特别突出之处。之所以作这个题目,还是缘于对一条史料的考辨。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志琴老师主编的一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承编著者之一的闵杰先生惠赠,本人虽仅大致翻看一遍,但已觉受益匪浅。这种受益不光是知识的积累增加,更是一种思路的开阔,确实有看到一片新天地的感觉。而且不论是体例的编排,资料的征引,都是非常精心认真的。无怪乎该书最近又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奖励。不过在看至1911年部分时,还对其中的一条史料产生了疑问。编者引据1911年12月17日《大公报》的消息,说“12月13日内阁总理袁世凯剪除发辫,`以为各界之倡`”。于是内阁各大臣、次官及其他稍明时势之京官并袁所统军队也纷纷剪去。随后,各地官员也仿效所为,推行剪辫。[1]如此看来,袁世凯在清末剪辫运动中还曾发挥过不小的积极影响呢。这与我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史料似乎不一样。印象中,袁世凯是在清帝正式退位之后,才剪去辫子的。可一时又想不起具体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而且对自己的记忆力也没有太大的自信,更何况《近代中国文化变迁录》引据的是《大公报》的报道。按说取自当时报纸的报道,可信度应该是较高的。尽管此事也曾当面与闵先生提及,但过后也就忘却了。

 

近日偶然一事,又勾起我对袁世凯的“辫子情结”。翻了几本袁世凯的传记,如李宗一先生的《袁世凯传》,侯宜杰先生的《袁世凯一生》、《袁世凯全传》等,才发现问题越发地复杂了。李宗一先生记载,袁世凯是1912年2月16日,在复电南京参议院接受临时大总统之后,“立即把自己的发辫剪去,并通令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日)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的[2]。而侯宜杰先生则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清帝退位诏之后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里把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他一边剪,一边不断哈哈大笑,这种开心的狂欢,在其一生中极其罕见”。[3]虽然二位先生的书中,都没有说明依据的是何种史料,但以二位先生做学问的严谨认真,当然不会无中生有。而且,侯先生不仅生动描述了袁世凯当时的神态,还进一步提供了袁世凯剪辫子的具体地点——外交部大楼。李、侯二位先生的著作中,虽然对袁世凯剪辫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但是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更激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这种事情很难在政府档案中留下痕迹,报纸的记载则尚需进一步的佐证。《近代稗海》等收录清末民初重要稗史资料的史籍中,也未见有相关记载。看来只有在袁世凯周围的人士中寻找记录了。果然,时任袁世凯副官的唐在礼,在回忆录《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中,有如下的记载:

 

在隆裕太后与宣统颁诏退位的2月12日,“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部大楼里剪了发辫。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4]

 

看来侯宜杰先生依据的正是这条史料。那李宗一先生依据的又是什么呢?李先生英年早逝,让人求教无门。在苦寻不得之际,莫里逊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进入我的视野。

 

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是英国《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自1897年至1917年在华工作20年,1912年8月以后又曾做过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就是他的来往书信集,史料价值十分丰富。仔细检来,果然不错。莫里循的通信中不仅提到了袁世凯的辫子,而且还不止一处。一封是1912年2月14日,莫里循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他刚与蔡廷干[5]见过面,蔡谈到他下午见到袁世凯的情形。蔡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6]两天以后(2月16日),蔡又致函莫里循,告诉莫一条“独家新闻”:他已亲手给袁世凯剪了辫子。同日,莫里循在给《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编布拉姆的信中,又有这样一段话:“我刚刚接到外务部打来的电话,说袁世凯今天下午三点一刻钟叫蔡廷干剪掉了他的辫子,在场的有袁世凯的儿子和一位秘书。”[7]上述的记载,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唐在礼虽也是亲历者,但他的回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具体日期上小有出入,也不足为怪。这两条亲见亲闻的文字相互印证,当然要比《大公报》道听途说的消息更为可靠。这无须再绕舌论证。

 

袁世凯是在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干为其剪去了辫子。当时在场的有他的儿子(可能是袁克定)和副官唐在礼。事实就是这样。

 

袁世凯原本有辫子,这很正常,民国以后没有了辫子也不稀奇,搞清他何时剪的辫子有什么意思呢?的确,是否知道袁世凯何时剪的辫子,似乎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无关宏旨,但是要细说起来也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对于研究袁世凯在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的思想倾向,乃至他的政治权谋,还是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的。2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孙中山2月14日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17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当日,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8]

 

是在“春风乍起”之际,引领潮流,率先而剪,还是大局底定之后释然而去。这里面反映出的内容,应该说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并非是个毫无价值的题目。

 



[1]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第6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01页,中华书局1980年。

[3]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第20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袁世凯全传》第25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4]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辑,第 页,中华书局1963年。

[5] 蔡廷干,字耀堂,早年曾在北洋舰队及海军部任职,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和英文秘书长。

[6] 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877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

[7] 上书,第885页。

[8]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09页,台湾1973年。转引自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第1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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