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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翁同龢与荣禄的友谊  

2014-10-13 17:44:00|  分类: 文化,荣禄,汉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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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同龢是“帝党”领袖,荣禄为“后党”首脑,按一般人的想象,两人应该是势同水火才对。这是后人误解。从1870年起,翁、荣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到甲午战争时期因政见不同而发生冲突;1900年,慈禧西逃抵达西安,准备将罢官归里的翁同龢赐死,经荣禄两次大力求情,翁氏因此逃过一劫。

    派系划分有一定的意义,但不宜绝对化;机械的派系划分是政治史研究的误区。所谓“帝党”、“后党”是甲午战争前后短时间的派系之争,并没有贯穿光绪朝的全过程,也不等于朝中大臣都非此即彼。

  据《清史稿·荣禄传》、《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帝驾崩,醇亲王之子载湉入承大统,成为后来的光绪帝,翁同龢和荣禄均有“拥立”之功。光绪帝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对翁、荣一文一武极为赏识,两人经醇亲王推荐,在光绪元年一起为过世的同治皇帝“相度山陵”,往返数月,同居共醉,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一年,荣禄39岁,官居工部侍郎,可谓头角峥嵘;翁同龢46岁,署刑部侍郎,随后即出任帝师。两人在官场上都春风得意。

  1870年3月,荣禄发妻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叙述他在3月16日前往吊唁,这可能是《翁同龢日记》中对荣禄的最早记载。半年之后,荣禄娶左都御史灵桂之女为继室,翁同龢前往贺喜,“遇醇邸于座上,稍谈即行。”醇郡王(后来升格为亲王)奕譞、翁同龢和荣禄这三个男人,与光绪帝命运关系最深,同时出现在一场喜气洋洋的婚礼上。此后,翁、荣二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往来。据我所做的不完全统计,《翁同龢日记》中提到荣禄有290多次,其中,只有自1894-1898年间,有四五处对荣禄不满之言,措辞也不严厉,其余或是中立的记事,或是礼尚往来,显示在1870-1894年间,两人不仅没有什么敌对之意,而且关系亲密。举两个例:1872年,翁同龢丧母,出殡之日,荣禄步行二里多送殡,翁氏说“极可感”,显然有些情分较浅的高官礼节性慰问一下就走了;1894年10月10日,甲午战争关键时刻,作为主战派核心人物的翁同龢,忙得不可开交,听到荣禄自西安回到京城的消息,“欲往候而迟迟不来。”当天他和李鸿藻没有等到荣禄,第二天在朝房见到,翁氏注意到远道来京的荣将军“殊瘦”,这是对待朋友的口气,有怜惜之意。

  “练兵十万”起冲突

  翁同龢和荣禄之间发生大冲突,起因于对一项重大决策有争议,也就是翁同龢提出的“汉纳根练兵十万”计划。汉纳根,德国陆军工程师,早年被北洋大臣李鸿章招至麾下,负责修筑旅顺等地防御工事。中日战争爆发,此人先是跟随“高升”号运兵船前往韩国,“高升”被日军袭击时跳海逃生,又被派遣到旗舰“定远”上当丁汝昌的助手,黄海一战中受伤。两次参战,让汉纳根在中国官场中获得了很高声誉。之后,汉纳根京城游说翁同龢等人,请清廷筹款3000万两,由他聘请数千外国军官,为中国练兵十万,以对付日本。翁同龢对李鸿章意见很大,不知道为何却相信李的幕僚汉纳根,恐怕是病急乱投医。

  11月2日,翁同龢“力保”汉纳根负责练兵,光绪立即下令:“所有召勇教练事宜,着胡燏棻、汉纳根会同办理。”第二天翁氏即补授军机大臣,第三天光绪帝召见时,“每递一摺,上必问臣可否。”光绪对翁师傅的信赖,达于顶点。12日一早,翁师傅在给皇帝上课时保举与汉纳根合作的胡燏棻,随即草拟“练洋队奏稿,并电致胡臬司,令速与汉纳根定议开招。”14日,督办军务处举行会议讨论汉纳根练兵事宜,荣禄“力争不可”,翁氏不服,最后妥协,人数减至3万。15日早上,翁同龢利用单独给皇帝上课的机会,把荣禄狠狠地参了一本。光绪帝偏听一面之词,下令:“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并指名道姓“不准荣禄掣肘。”(《荣禄致鹿传霖便条》,《中日战争》(四),第576页)

  平心而论,荣禄自1880年因政争失败被罢官,复出之后一直担任闲职。1891年出任西安将军,到甲午方才回京,已多年没有参与朝廷政争,并无先入为主的“帝党”、“后党”成见。荣禄、翁同龢的早年发迹,均得自光绪生父醇亲王的大力栽培。回京之后,他以步军统领身份进入督办军务处,主要因为他是满人之中,第一个组织西法练兵的将领,曾负责训练神机营多年,是督办军务处唯一有带兵经验的大臣。翁同龢被汉纳根所惑,打算将3000万两(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一年才8000万)巨款交给外国人负责练兵,极为不妥。正如荣禄在给好友鹿传霖的密函中说:“中国财赋已属赫德,今再将兵柄付之汉纳根,则中国已暗送他人,实失天下之望。”汉纳根的计划,是由他招募外国军官统带这10万军队,把中国原有军队全部解散,可谓丧心病狂,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能答应这样的条件。可是就有光绪帝、翁同龢这样的痴人,相信他这一套。复出的恭亲王奕訢汲取当年教训,小心谨慎,一言不发。整个高层里面,只有荣禄一个人头脑清醒,敢站出来表示反对。

  翁同龢为达目的,采取了“告黑状”手段,利用皇帝在书房单独接见的机会,大进谗言,激怒光绪帝。荣禄本是出于公心,担心军权落到外国人手里,却受到皇帝的斥责,为求自保,只能选择向太后求援。12月4日,慈禧下令“撤书房”,即剥夺翁同龢“独对”的特权。按清制,军机大臣都是集体面见皇帝,以便每个人的进言,同僚都能听到;翁同龢入军机处以后,却仍然保留“书房”,本来不符合制度。由“撤书房”的命令,可推知荣禄通过自己的途径,向慈禧告了翁同龢的状。这次的高层分裂,是翁同龢出阴招在先,荣禄只是不得已才加以反击。

  事情的后续发展,让我们更加容易看清翁同龢决策的错误。12月8日,本与汉纳根共同提出练兵计划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督办军务处“直斥汉为贪利无厌”,与这个合作者彻底决裂。原来汉纳根提出这么一个大计划,不仅是想控制中国军权,还打算利用购买军械的权力营私舞弊,胡燏棻在共事过程中看清了汉纳根的真面目。接下来,胡燏棻受命在天津小站组建“定武军”。这支军队在1895年由袁世凯接收并加以扩充,成为晚清闻名遐迩的“新建陆军”,也由此奠定了袁世凯的权力基础。

  虽政见不同,但私交甚好

  1898年,在颁布《定国是诏》后几天,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多种晚清野史,均认为是荣禄说动慈禧的结果,其实是捕风捉影。据杨天石、孔祥吉的研究,翁同龢罢职,出自光绪帝的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翁罢官的第二天,光绪帝即召见康有为,证明翁师傅已成为光绪帝力行新政的绊脚石。

  有一广泛流传的记载,说荣禄促成翁同龢罢官后,还装作无辜的样子,流着泪给翁同龢送行,实是无稽之谈。早在6月18日,荣禄已到天津上任,翁同龢7月1日离京,两人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见面。但荣、翁之间到此时仍私交甚好,有充分的证据。《翁同龢日记》记载,6月22日,“荣仲华又专使来赆,受之,答书。”翁同龢离京前拒收了很多官员奉送的程仪,却收下了荣禄派人送来的厚礼,证明在他心目中,荣禄仍是朋友,反过来也说明荣禄在促使翁氏罢职一事上毫无责任。孔祥吉先生还发现了6月29日翁同龢给荣禄的一封回信,告知荣禄他到天津后直接换车去塘沽,不能到督署拜访,并言“此行深仗康济”,也即对荣禄送礼表示感谢。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尽管翁同龢甲午年向光绪帝告荣禄的黑状,两人政见时有不同,但一直维持正常的私交。政变之后,荣禄还两次救了翁同龢的命,不因私忿妨碍大局,实属难得。1901年2月5日,严复致函张元济,说:“即如老西,既到长安,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却此獠。此虽出于为己,然朝廷实受大益,可谓忠于所事矣。”(《严复集》第三册第549页)慈禧在庚子事变初起时,发电报到新疆将张荫桓赐死;逃到西安,又两次想杀翁同龢,因荣禄哭求而作罢。这个记录,出自两个著名维新人物的通信,可信度很高。

  1903年4月,获悉荣禄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报传荣仲华于十四日辰刻长逝,为之于邑,吾故人也,原壤登木,圣人不绝,其平生可不论矣。”《论语》中“原壤登木”的典故,按注疏家之言,解作“故旧者虽有非礼,无失其为故之道,尚得往来”,即:虽然偶有失礼,老朋友毕竟还是老朋友,这个人还可以往来。荣禄为人处事从不张扬,唯其过分低调,将大量秘密带进棺材,却让后人将种种恶名,加在他的头上,孰得孰失,尚难以下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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