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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秘杀卢福坦   

2015-11-13 18:34:00|  分类: 卢福坦,康生,丁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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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叛徒,大家多知道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龚楚等,甚至还有党内十大叛徒的“排名”,陈公博、周佛海赫然在列。但是,最近因为《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出版,看到张春桥女儿对她母亲的辩护:她母亲大概属于变节,但不是叛徒,没有给党组织造成危害。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是否也可算作退党、或者脱党?如果论级别,当年还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因为政治需要而跻身党中央高层,但最后叛变,成为叛徒,而他在“文革期间”才被处决,而且是在“九大”召开之后,这倒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是谁又想起了他?非得搬掉他的脑袋不可?原来是康生。

康生当时炙手可热,作为伟大的反修战士,党中央副主席,就这样把一个已经被关押近二十年的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卢福坦给秘密处决了,政治斗争之残酷,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康生被党内称作康老,据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较早拜访的人就有康生。陈毅还曾经让他的儿子陈小鲁去拜康生为师。据说康生死前,还向毛泽东揭发张春桥等是叛徒,毛一听了之,未知可否。六年后去世的康生,为何要在文革狂潮已经过去之时,要顿起杀机,不惜签字留名,处决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也是风烛残年的卢福坦呢?

 196911月,公安部派一行人马神色匆匆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向公安局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这封“来头”如此之大的处决命令就是针对已经79岁高龄、被关押近20年的卢福坦。
    
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看到康生的亲笔签名,自然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来人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上海公安局以吃饭为名“请”他“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卢福坦这位曾经的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作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28,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是在这种精神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
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19505月,卢福坦被我党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的难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收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晓康生这件事的是曾经担任解放后上海第一任市委书记的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有关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
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情,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了解他的情况,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也并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事情出在1968年,台湾情报部门抛出了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即就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据仍然还活着,而最让康生恼羞成怒的是,上海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有关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开脱自己从没有被捕过,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追逼说: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会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政治经验丰富的谢富治则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一个党的政治局常委,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就这样决定了一个曾经的政治局常委的生死。谢富治是1955年的上将,曾经的陈谢兵团的二号人物。
   
事情看似就此了结,但是令康生没有想到的是:谢富治悄悄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了,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了,而陈赓更是在文革之前就去世了。

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猜测:他为何要这样做呢?难道不是杀人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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