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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水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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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路  

2016-05-16 18:35:00|  分类: 郑介民,刘镇华,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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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正在热播的谍战剧《父亲的身份》已经接近尾声,剧中的人物多富有传奇色彩,如陈源斌扮演的特调局清城局主任俞北平,俞飞鸿扮演的特调局青城局督查郑翊,而在剧中偶尔出现的掌控全局的人物则是所谓次长郑介民。但郑介民可是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而郑介民还被誉为所谓“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而他在南京的府邸就在天目路18号。
   
郑介民是海南文昌人,
与胞弟郑庭锋和堂弟郑庭笈合称文昌三郑他体格魁梧,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他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的真心实意。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就随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第一次考试失败后,终于成为黄埔二期生。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取录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创办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郑介民回国后,成为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一九二八年冬,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郑介民在桂系内部纵横捭阖,上下其手,终于使新桂系一度土崩瓦解。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复兴社,郑介民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一九三六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一九三二年三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者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均失去联络。“福建事变”很快结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
 
一九三三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泅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1934年郑介民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是学习法西斯统治方法,发展中华民族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并拜访了贝尼托·墨索里尼阿道夫·希特勒1935年郑介民回国,极力介绍法西斯主义,一时成为时髦人物,旋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仍兼特务处副处长。19363月郑介民受蒋介石指派从南京经上海来到香港,一面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重金收买广东将领,但暗杀小组被陈济棠的特务发觉后抓去,6两广事变爆发,郑介民积极分化收买的广东陆军空军部队投靠蒋介石,7月陈济棠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

一九三五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间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一九三三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
《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抗战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一九四零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宜诚兼任。

一九四零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帝密切。以免引起英帝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帝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帝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与军统负责与英帝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入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绝对没法防守,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六千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六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一九四四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六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六月六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发表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自认为最得意的是一九四四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郑介民等四人到开罗与美方面人员联系。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工作。

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郑介民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1938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掌理军事情报;3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并不到职,由副主任秘书毛人凤代理。

19399月郑介民带职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郑介民学习极为认真。19404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19421月郑介民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在会上对东南亚战局有所陈述,但最初不被重视,后其观点为时局证实,方得盟军统帅另眼相看,又被蒋介石指定参加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担任情报方面的联络工作,此间郑介民先后被派往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在盟军协同对日作战中提出不少意见。

1943210日郑介民正式晋任陆军少将;1122日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保密工作。1944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经常去加尔各答参加会议,8月郑介民正确预言了盟军将在818日于诺曼底登陆,被美国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

19463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死去,20日郑介民继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4月郑介民回重庆接掌军统局;65日在南京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主管情报工作;71日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仍兼任保密局局长。1947年郑介民、毛人凤组织国防部绥靖总队,派往华北、东北、华南各地执行组训、情报、行动和突击任务,9月初,郑介民亲飞北平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电台,后兼任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指挥特务在上海破坏了中共后勤补给站,还有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1115日郑介民辞去第二厅厅长职务,125日任国防部常务次长,主管国防物资。1948年郑介民辞保密局局长,专事美国军援物资,612日任国防部次长;922日晋任陆军中将。19491月飞赴北平企图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10月从香港转美国,秘密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力图使美国决定继续实行对华军援。1955年郑介民突患心脏病,先后去美国、西德就医。1956年晋任陆军二级上将1959年底郑介民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终年62岁,蒋介石曾两次到殡仪馆吊唁,并亲临祭奠,郑介民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

郑介民公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天目路18号,整个宅院占地1224平方米。主楼坐西朝东,为西式带阁楼三层建筑,砖混结构,钢门窗,内楼梯。一楼门廊朝东,二楼南部设外阳台,三楼老虎窗采光,青平瓦屋面,黄色水泥拉毛外墙。另有西式平房四进,共计五幢25间房,总建筑面积675平方米。

天目路8号则是刘献捷的府邸。刘献捷是何许人也,估计知道的人不多了,但此人是民国时代的官二代,也曾经在抗日战争的洛阳之战中表现突出。其父亲刘镇华、五叔刘茂恩都曾是民国时期虽非中央军嫡系却较为显赫的人物。刘镇华曾担任陕西督军、安徽省主席等职,刘茂恩则担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还兼任了河南省主席。刘氏兄弟被时人称为 “一门双督军,兄弟两主席”。

刘镇华(18831956),河南巩义市人,字雪亚,一共兄弟七人,刘镇华为大,从小学习四书五经,并考中秀才。原为镇嵩军统领,曾授将军府阜威将军。辛亥革命后,他凭藉这支号称十万之众的地方武装,依违于各大军阀之间,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职。1949年逃往台湾。19561118日在台北家中病逝。1929年,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反蒋,刘镇华不想附和,苦劝阎锡山无效,于19304月蒋冯阎大战(中原大战)爆发后,以考察为名,前往日本、德国游历。1930年秋,冯阎败局已定,刘镇华回国,即到南京谒拜蒋介石,被任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1932年,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移驻南阳。19335月,经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刘镇华出任安徽省主席,其基本部队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也移调安徽。193610月,杨永泰在武汉被刺身亡,刘镇华听到这消息异常惊骇,从此神经失常。19375月被免去省长之职,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19264月,刘镇华兵临西安。但在杨虎城、李虎臣殊死坚守之下,西安久攻不破。于是刘镇华分兵攻咸阳、三原、泾阳、高陵诸县,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拉丁征夫,无恶不作,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十数万民众流离失所。被困在西安城内的军民更是饥寒交迫,以麸糠、油渣、树皮,甚至将牛皮制品煮了充腹,前后长达八九个月之久,其间,饿、病、冻、战死的军民有五万多人。刘镇华的暴行,激起陕西民众极大愤慨。于右任曾通电全国,怒斥刘镇华为“残忍暴酷惨无人道之人”。冯玉祥率联军驰救西安,吉鸿昌一马当先。刘镇华见大事不妙,狼奔豕突一般逃出潼关,当时有“两只虎不如一只鸡”之说,是说杨虎城、李虎臣不如吉鸿昌。刘镇华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在河南也罪行累累,杀戮百姓两万多人,人们称其“刘屠夫”。1936年,刘镇华一度精神失常,1949年逃往台湾,三年后病死。

西安解围之后,古城内外破坏严重,昔日还算繁华的街道一片瓦砾,满目疮痍。而死亡的五万之众,几乎占当时城内人口的一半,可谓万户萧疏,人影零落。第二年春,西安市民在此举行大祭,追悼在此次守城之战中死难的军民。杨虎城将军含悲手书一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刘茂恩是刘镇华五弟,也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早期追随他的军阀哥哥刘镇华,东征西讨,扩充地盘,依附于各大党派与军阀之间,先后投靠孙中山、袁世凯冯玉祥阎锡山,最后归附于国民党的蒋介石。刘茂恩1915年被其兄刘镇华保送到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辎重科受训,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毕业后,入其胞兄刘镇华所率之镇嵩军。1930年,蒋冯阎大战爆发,代理其兄为国民政府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后率部投靠蒋介石,1933年任安徽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豫鄂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率15军北上抗日,先后参加过太原会战(含平型关战役)、1939年冬季攻势、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豫西鄂北战役等,在雁门关,曾与八路军并肩作过战,九死一生,表现不俗。1939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警备总司令。据《刘茂恩回忆录》:平型关之役,是十五军正式参加抗日的第一次大战役,十五军在中央,十七军在右翼,三十三军在左翼,占领大石口、小石口阵地。日军攻陷大同后,会同多方力量以钳形攻势分别向恒山、五台山区进犯,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及临时配备的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团(酒井镐次),共约1万多人,与十五军激战于平型关,双方伤亡惨重,最终日军被迫撤退。1944 年日军制订《1号作战计划》,于4月中旬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冈村宁次集中了华北方面军约9.7万人分三路进攻豫中。此时,国民党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部的豫中中国守军有8个集团军,近40万人,但很快溃逃,唯独留下刘茂恩十五军守备洛阳。从511日到25日洛阳沦陷为止,洛阳共坚守14天。15军和94师官兵勇猛杀敌,视死如归,但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而告失败。正因十五军的功绩,蒋介石对刘茂恩颇信任,抗战胜利后即委任他为河南省主席。19814月在台北病逝。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茂恩率第十五军先是增援石家庄。后又率军驰援山西,先后参加了忻口战役和中条山战役。在中条山战役中,刘茂恩指挥部队在日军的猛攻下力战不退。日军动用100多架飞机狂轰滥炸,甚至施放毒气。1941514日,在遭到日军包围后,刘茂恩率部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逃出,刘茂恩凛然作色答复:“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被侍从死死拉住。所幸风雨狂作,山洪滚滚,刘茂恩终于趁机脱险。刘镇华和镇嵩军,一个曾经横行豫陕两省的军阀,一个在河南军阀史上留下一笔的军队,那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乱世,也是一个夹杂了复杂人性的乱世。

刘献捷(1904-1969),曾留学德国,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国民党第15军团长,64师少将副师长等职,19375月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并晋升陆军少将,时年33岁。1943年接其父亲担任64师少将师长。1946年起任15军副军长,整编15师副师长,194711月任整编15师中将师长,时年40岁。194810月起又担任第15军中将军长,后去台湾。1949年后,移居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出有专著。如此显赫的家族,不仅在巩义,就是在河南也颇为引人瞩目。刘镇华建一庄园庄园,大门曾有这样一副对联:“兄省长弟省长兄弟省长,父将军子将军父子将军”,充分显示了刘氏家族显赫的身份与地位。

无论是贝思飞还是蔡少卿,其同名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都对民国时期地方军队的匪化原因做了分析:第一、大量收编土匪,许多官佐为土匪出身;第二、中上级军官克扣下级军饷严重,为使士兵有所补偿,放任士兵为非作歹;第三、军队私人化,使得兵归将有。民国著名女匪首张寡妇,活动在洛宁、宜阳、嵩县等地,两次被镇嵩军收编。《驰名豫西的张寡妇》一文将她描述得颇具英雄色彩,1933年,张寡妇乘火车由许昌返回洛阳时被捕,庭审两天后被枪毙,时年53岁。临刑时,她态度安详,并称自己是被逼当刀客,但大仇却仍未得报。当时豫西一带人民把镇嵩军称为兵匪,嵩匪,又称贼木梳,足见其祸民之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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