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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以备考:戚本禹说往事    

2016-05-31 10:52:00|  分类: 窃听器,谭震林,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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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江青的文章,不辨真伪。至于题目,有的是《回忆江青》,有的是《回忆江青同志》,也有人就此评论,但这可能是共识网编辑取的题目。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是很宝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戚本禹这样的人的回忆录尤其珍贵,因为他很年青就身居要职,接近中枢,特别对江青极为了解。又由于当时年青,记忆力好,所叙述的事实可能比较确切。我们对文革当事人的希望首先是将其经历和知道的事实讲述出来。戚本禹的回忆有其价值,因为他的回忆录内容不限江青,而且涉及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现举几例。

首先是文革开始时的窃听器事件。这是导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打倒的主要原因。虽然杨在196511月就被解除职务,驱逐出京,但是直到1966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才于524日由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关于杨的第一条错误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杨文革后被平反,说是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这一事件的真相,已有很多文章解释为正常的录音。杨尚昆本人也接受过采访说明原委。他说,1959年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不要记录,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于是毛批评了这种做法,此后杨对于会议录音更谨慎了。1960年,毛外出巡视接见外宾,在他允许下在住所和专列上录了音。19614月,毛在长沙接见外宾时发现录了音,生了气。于是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定只能在正式会议上录音,领导的党内谈话和接见外宾均不可录音。这后一次毛发脾气的那次,另有些文章说录音录的不是什么接见外宾,是毛和服务员的闲谈。如果真的如此,杨尚昆说的就不很实在了,为尊者讳。还有一种不好解释的地方,就是此事为什么在4年后,直到196511月才处理?

戚本禹说,根本不是录音,就是窃听器,安装在毛住所的窃听器。他说:“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戚本禹没说这事是什么时候揭露的,但也应在196511月前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在19614月以后,所以以前的疑惑部分得到解释。如果这是爆料,就是最大的爆料,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验证戚本禹的这一说法,从《杨尚昆日记》也不见关于窃听器说的任何蛛丝马迹。

第二件事是关于批判朱德。坊间流传了一份1966523日中央举行朱德批判会的记录,有中央许多要人批判朱德的发言。因为不知这份材料从哪儿流出,也缺乏旁证,不知前因后果,所以颇为怀疑,但是卜伟华的书《砸烂旧世界》说到此事。现在戚本禹说:“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后来这一批判被毛泽东叫停。但是文革中,江青又布置戚本禹在中南海里贴朱德的大字报。对比前一件事,此说的可信性更大,因为有来源不同的会议记录为证。说的内容也合理,如周恩来、刘少奇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显示出它们不同的性格和处事方式。

第三,从成都抓彭德怀事。戚本禹对此事承担了责任:“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 于是戚本禹布置红卫兵去成都揪彭。“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和我们以前所掌握的事实一致,但是提供了李井泉报告一事是以前不知道的,可供参考。

此外还有胡乔木、谭震林揭发刘少奇事。“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关于“伍豪”事。“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这也和我们已经知道的一致,卜伟华的书上也是这样说的。

关于邓颖超。“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像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对此,很多人理解为周恩来的高风亮节,比毛泽东、刘少奇都强,也确实如此。但是戚本禹所说的两人间思想分歧,也可以参考。

关于林彪和谭震林。“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此说值得重视,也比较合理。

关于一月夺权。“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其实当时很多人,包括造反派,都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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